王立胜 | 在“哲学会讲：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研讨会上的致辞

在“哲学会讲：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研讨会上的致辞

王立胜

（2020年12月18日）

尊敬的各位学界同仁：

大家上午好！

今天，哲学研究所隆重召开“哲学会讲：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第一哲学的支点》引发的思考’研讨会”，希望通过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先生的哲学思想，来激发学界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关注，明确哲学所的哲学方式和哲学特点。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的学术大家和杰出青年学者，共同为哲学所的学科发展及学术增长点把脉问诊，建言献策，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哲学研究所，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里，“形而上学”作为哲学概念，在哲学史上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指研究超感觉、超经验之外对象的学问。形而上学是寻求超感觉的、经验之外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哲学学说。二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发展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认识世界，形而上学则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认识世界，一定要划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与斗争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与斗争交织在一起，并从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与斗争。

但是，纵观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历程，无论古今，也无论中西，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几乎始终占据哲学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这种统治地位也并非固若金汤：自休谟将康德从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迷梦”中唤醒以来，哲学的根基或说出发点就不断遭遇反思、批判与质疑，并在近一个多世纪到达了一个高峰。面对种种怀疑论思潮和解构力量，哲学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为自身奠基，形而上学又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抑或我们需要何种形态的第一哲学，就成为当代哲学研究者亟待回应的问题。赵汀阳先生的《第一哲学的支点》就是一项关于哲学出发点的研究。他将“第一哲学”置于整个哲学史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进行追问和反思，在极具历史意识的哲学思想之旅中寻求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在赵先生看来，第一代“第一哲学”是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研究万物的存在所根据的“存在本身”。存在表明事物之所在，对存在的断定是存在之所是，所在与所是形成一个问题循环，因此，存在之问的结果只能是无所表达的重言式。中国的第一代第一哲学是“道的形而上学”，只问存在之道，不问存在本身，似乎意识到了无从询问存在本身，因为存在必须显示为变化才能够提问，所以，道的形而上学不讨论“存在”（being）而讨论“变在”（becoming）。

第二代“第一哲学”是现代形而上学，始于笛卡尔。这是一个知识论转向。笛卡尔发现，任何关于存在的提问都以“我思”为前提，任何对象都可以被怀疑，只有我思无可怀疑，所以，第一哲学的出发点是“我思”，哲学的第一命题是“我思故我在”。胡塞尔发现了笛卡尔的一个漏洞：如果所有思想对象都是可疑的，那么不可怀疑的我思是空洞的，是无能为的。因此，我思必须有能力建构不可怀疑的思想对象才是有意义的，即主观性必须能够创造内在于主观性的客观性，否则笛卡尔的我思无法成立。胡塞尔以意向性理论在主观性内部建构了思想对象的客观性，这是唯心主义的最高成就。但胡塞尔同样有漏洞：（1）意向性所建构的对象只在主观性内部，无法为世界和生活负责任；（2）意向性的构造性永远受限于现在完成时，因此，无法说明未来，未来不受意向性的支配，就是说，意向性的时间尺度不足以表达一切时间。到此，唯心主义的道路终结了。

第三代“第一哲学”属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问题从知识论拉回到存在论，海德格尔试图从人的存在境遇入手，即人首先面对的是生活的存在遭遇，于是，在世的“我忧”先于“我思”。存在问题获得在世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变换，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也有局限性：“我忧”属于“个人”的领会，无法解释属于共同生活的问题，特别是政治、经济和伦理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海德格尔哲学对政治、经济和伦理问题少有直接影响。

正是在对“第一哲学”历史的不停追问和深刻反思下，赵先生通过详细论证深刻阐述了自己的“共在存在论”。这种存在论试图避免亚里士多德的“所在”与“所是”的循环论证；也试图避免笛卡尔“我思”无法解释在世问题的局限性；进而超越海德格尔以“此在”为第一问题的定位，此在虽然在世，却以自我经验为准，无法建构所有人都需要的共同世界。于是，赵先生提出，第一哲学的最优出发点是“我行”，即人的做事，与此相关的第一命题是“我行故我在”。比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行故我在”不仅与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能够覆盖生活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经济、伦理等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行”必定涉及他人的存在，因此，“我行”先验地蕴含了“与他人共在”的问题，正是通过他人问题，存在展开为共在，所以，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是“共在先于存在”，于是，“共在存在论”就是“第一哲学”。只有通过“我行”，生活才将存在展开为无穷可能性，包括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因此也证明，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可能性问题高于必然性问题，共在存在论以“可能性”为问题域，试图理解存在的未来性，没有未来的存在等于不存在。

赵先生的“共在存在论”启发我们：由“我行”问题必然推出“共在先于存在”，这个命题超越了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存在超越了个人意识的局限性，使存在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存在论问题，因此，存在论才能够成为政治、经济、伦理问题的基础，更可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我行”的基本地位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作与述”结构一致，中国哲学传统结构中，“作”（相当于“我行”），地位先于“述”；另外，“我行”的优先性与马克思的实践优先性也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赵先生的“共在存在论”对于当下的我们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不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似乎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斗争之中，但是，经过追问和反思的“形而上学”应该能够成为“辩证法”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思想源泉，同样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资源。在近些年，国内学界同样出现了回应“第一哲学”的一些思想努力，无论是诉诸语言、实践、伦理、意识等当代西方哲学范畴，还是诉诸道体、心性、家国等传统中国哲学范畴，当代中国学者都旨在从不同思想传统出发，探讨和建构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这既关乎哲学本身的根基与命运，也关乎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未来走向。衷心期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学术大家能够围绕“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这一主题畅所欲言，既为哲学研究所的学术发展建言献策，也为中国哲学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祝愿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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